这个事例说明，简单地用道德和伦理标准来衡量世人世事，既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也容易使人沦为简单空洞的道德家和伦理家。但世事和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它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和标准。
其实，就在明朝刚刚覆亡、反清复明还是一种时尚的奢谈时，一位曾经热心于反清复明的大儒就思考过这样的问题：腐败的明朝是所谓的正统，而新兴的清朝是异族，那么生逢其间的士大夫，到底是顺应历史潮流成为异族的功臣，还是逆历史潮流成为正统的殉葬品？这个大儒力图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效力区分开来。
他认为，世事变幻，天道运转，有亡国和亡天下之分。所谓亡国，就是“易姓改号”，也就是朱家王朝变成了爱新觉罗家的王朝；而亡天下，则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至于士大夫如何在国和天下之间选择，这位大儒认为“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士大夫在历史巨变之前，首要选择是为保存文明、文化而努力，接下来才是为王朝效力。
这位大儒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思想家顾炎武。顾炎武进一步指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按这种思路，如果清政府能延续中国的文明，比如儒学、礼仪，那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为了腐败无能的明朝尽忠的事应该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从另一方面看，为了不“亡天下”，明朝的忠臣似乎甚至应该和清朝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