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有效综合，也是恩典的两个层面的综合，一定不能从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人的处境中抽象出人的最终处境。没有一种社会或道德的义务会不要求我们一方面去实现更高的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去揭示历史中的善的有限性。没有一种生活的奥秘或偶然关系的复杂性对好奇的心灵不能产生要去理解它的吸引力，而要理解奥秘就要依靠精细的考察。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勤奋地追求近似正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就没有办法理解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不把最终的解决方案与一切近似的可能的解决方案始终联系在一起，那么也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最终解决方案。在这一点上，文艺复兴的视野比天主教的或宗教改革的视野更加真实。
宗教改革必定要对这种综合作出重要贡献的地方在于它驳斥了天主教和文艺复兴对完成生活和完成历史的看法，这种完成要么是依靠恩典，要么是依靠人的天赋能力或在历史过程中获得的能力。在这个地方，宗教改革重新发现了蕴藏在《旧约》先知主义并在《新约》中进一步明晰了的关于生活和历史的终极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改革的启示意义超过了天主教的综合包含着的启示，这种启示不能按照这种综合所达到的希腊主义和先知主义的调和来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