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和它的主持者伯夫—梅里真实地纪录着法国痛苦的时代足迹：解放的艰苦、解放后的欢乐、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动乱、1958年和1961年的军事政变、戴高乐的半独裁、秘密军组织的国内恐怖活动等等。随着法国经济终于摆脱殖民战争重担以后的发展，《世界报》也随之而发展。在整个60年代，它的年利润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它把钱都用来再投资了，在圣但尼尔兴办新印刷厂，把意大利人路的印刷厂的印刷能力增加了一倍，同时，新一代工作者的补充，编辑队伍也扩大了——倍。
如果没有1968年那场变动，如果戴高乐将军依然掌握着法国，也许，伯夫—梅里不一定会在《世界报》蒸蒸日上时宣布退职。
《世界报》内部情绪的变化，主要源自于阿尔及利亚令人牵肠挂肚的局势。本来，《世界报》对于阿尔及利亚政策的认识一直没有得到统一，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参加这个运动只是为了反对这场战争的方法，而不是支持法国完全撤出的主张。但是，一种完全内部的，几乎是学院式的民主过程正在悄悄地酝酿。1968年，伯夫—梅里突然单独决定他的报纸转而支持戴高乐，这一决定导致一些人愤然辞职。阿尔及利亚悲剧的逐渐发展使报社内部兴起了一种工作人员协商的风气，这种风气在70年代发展到顶点，即实行内部公民投票，就是否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联盟，反对吉斯吉尔·德斯坦当总统进行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