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韬请遣继岌，固知继岌之不可独任，而必需己副之，名为继岌，实自将也。崇韬之辞镇汴州也，曰：“臣富贵已极。”至此而又贪平蜀之功利，岂冒昧不止哉？盖以伐蜀为自全之计。而反以此自灭者，何也？位尊权重，其主已疑，内有艳妻，外多宵小，稍稍裁正，众方侧目，故忧内之不可久居，而欲息肩于阃外，上挟冢嗣，下结众将，相倚以安，冀可远谗人之怨以自立于不拔之地，可谓谋之已工矣。乃不知谗佞交加之日，顾离人主左右，握重兵，据腴土，成大功，媢忌益深，在廷者又以睽离不亲，心皆解散，固将益附奸邪而听其嗾噬；况乎奄有王建畜积之藏，多受降将邀欢之贿，蹑钟会之已迹而益以贪，则必罹卫瓘之网罗而弗能辩，诛死在眉睫而不悟，其工也，正其愚矣。
李嗣源有河上先归之衅，载人汴決策之功，假之以兵，资之以蜀，则且为王建，而为朱邪氏树，劲敌于西方；故崇韬身任之以抑嗣源，损其威望，而使易制，俾存勗无西乡之忧，其为存勗谋也，亦可谓工矣。而不知蚕丛一隅，以叛易，以守难，若欲窥秦、陇出剑阁以争衡于中国，则诸葛且不能得志，故曹丕曰：“囚亮于山。”嗣源即怀异志，恶能度越重险以犯顺，何似擅河朔之富彊，弣汴、雒之项背，建瓴南下，势无与遏邪？畏虎豹之在山林，乃驱之以居园垣之右，便其噬攫，而崇韬不知也。